极时间注册送红包吗|十年下行,中国经济的出路在哪里?这篇文章给出了答案…

极时间注册送红包吗,7月27日,第十四届“清华大学公共管理高层论坛:高质量发展与现代治理体系”在成都开幕。

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、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江小涓发表了题为《机遇与挑战:中国经济向何处去》的主题演讲,对当前国际环境下,中国经济未来走向给出了自己的判断。

以下是演讲精编,未经本人审阅:

作者:江小涓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

编辑:三三

来源:正和岛

01

中国经济转入中高速增长阶段

过去40年的增长中,多次到谷底,然后又到高点。这次我们已经经历了十年的下行,可不可能再翻回去爬到比较高的点?我们讲是比较困难的。

经济下行可能有多种解释: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恰当、经济发展的问题、人口红利的问题、国际环境的问题等等。

1、宏观经济政策问题

宏观经济有三个主要变量:投资、消费、出口。

近几年,净出口的影响已经比较小了,经济增长和消费的关系,看上去是反向的,实际上消费的贡献是比较稳定的。

投资是拉动高增长的主要因素,所以增长速度愈高时,消费的贡献就愈低。

宏观经济来看,再持续拉高难度是很大的,也不是合理选项。

2、人口红利问题

2012年开始劳动人口净增长是负数,与经济向下走是高度契合的。

人口红利的来源是抚养率,抚养率越低就说明有很好的劳动力供给,往后四十年是一个高抚养率,而且是老人抚养率特别高的高抚养,这种高抚养率与儿童为主的高抚养率相比,整个社会的压力、家庭的压力和抚养的心态都是不同的。

3、服务经济到来

服务业从2012年开始成为第一大产业,2015年开始服务业超过50%。国际经验看几乎没有例外,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之后,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往下走。

服务业是一个面对面、人对人、同时同地的产业,所以它能够利用高效设备提升劳动效率的机会很少,然而不同产业的劳动者要求近似的报酬,服务就会变得非常昂贵。

那么中国会不会遵循其他国家的轨迹?

我认为,转为一个中高速增长是一个大概率事件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6%作为增长的下限,就是大家认为这个阶段难以维持更高速度。

02

全球化条件变化,共赢空间扩张缓慢

过去四十年全球化发展非常快,主要是通过跨国公司全球投资导致全球产业链的形成,但是这个变化在减速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?

过去四十年中,全球价值链切割转移,由于技术、运输条件和信息条件的变化,很多产品可以切割成不同部分,在不同国家生产。

跨国公司直间接贸易是全球价值链的标识,1980年的时候在全球贸易中间只占1/3,到2000年骤然增加到75%,到2010年的时候继续在扩张,增加到80%。但是到2016年的时候这个数据非但没有增长,而是在下降。因为一个产品被切割在不同国家生产,最后组装起来的部分和程度,是有限度的,如果没有很好的新技术变化,这个过程有天花板会减速。

所以我们总的看法,提升全球化程度的高峰期已经过去,中国将呈现大国的常态,开放的重要性相对降低。

03

网络数字时代,中国优势突出

似乎从内部外部条件看、国际经济看,中国经济必然进入一个速度下降的阶变。不过,从国情特点和技术发展看,我们有可能比别的国家表现好一些。

我们是在网络数字时代进入服务经济阶段,服务业之所以不能支撑增长,是因为以往技术主要应用于制造业,不能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。但现在的新技术,如网络技术、数字技术和智能技术打破了时空同步、同时同地的要求,大大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,而且新技术还能融合制造与服务。

一百多年以来,教育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,但现在有远程教育以后,慕课极大提高教育服务的效率,服务的面对面、现场这种状况得到根本性的改善。再例如金融服务的效率,现在借助互联网和智能技术,个人和小微的贷款有了非常大的改善。

此外,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和制造大国有特别的优势,网络的特点是边际成本几乎为零。一部网剧100万人看和10亿人看几乎没有差别,边际成本非常低,规模大就是优势,流量就是生产力,优势非常突出。

04

政策新需求:适应于引领

面对新变化,政策要做什么呢?

第一, 宏观调控政策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。

如果我们确定认为经济速度很难再支撑的话,可能就只能转向提高质量。但是在网络和数字技术时代,中国经济应该有新的增长来源,宏观调控要把握好速度与质量的关系。

第二, 产业结构政策应采取制造业与服务业中性的政策。

服务业提高效率并能与制造业更多地融合发展,制造业和服务业孰重孰轻来回较劲。

现在的服务和制造是很难分开的,比如我们现在来说5g,5g首先是一个信息服务,但它那么高通量、低延时,要是没有巨量的物联网落地连接万物的话,没有什么用处,所以服务一定会与制造连接。

将来发展是更柔性、更融合、更连通的发展,可以不提谁优先谁跟后,就是一个中性政策,通过市场确认关系。

第三, 技术开发政策应当将技术开发更多交给市场,政府提供应用场景。

大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强,但应用场景企业不可控、发展受限。比如自动驾驶,企业可以做出所有需要的机器,但是法律、路面、交通管制,相关配套的一些规则,都需要一个整体空间场景的设置,这不是企业能做的。

以前我们讲应用可以交给市场,开发是企业做不到的,现在,发生了很大的变化,技术开发可以更多交给市场,政府在技术落地应用场景方面多做一些事情。,

第四, 产业组织政策应该规模效应和竞争效益并重。

国内的产业优势就是大市场,我觉得应该鼓励大平台企业发展和鼓励竞争并重,这在一个很大的国家才容易做到。

现在平台企业需要一个大的规模才有竞争力,如果没有竞争的话,所有的企业都可能做恶。所以我们两方面都需要做,中国完全可以在两者中做到比较好的平衡。

第五, 国际竞争政策应该总体中性并趋向国民待遇。

中国会回到中等程度的国际化,这是一个量的问题。

从质量的改变,我们正在从垂直分工转向水平分工,在垂直分工的时候我们是做中低端,别人做高端,所以要支持国内产业升级。

我们现在很多产品其实是水平分工,中国有消费者愿意买苹果手机,很多国外消费者愿意买华为手机,在这些领域政府不用操心太多。

第六, 国际收支政策要统筹考虑贸易、储备和投资问题。

较长时间内我们还会存在着一个贸易顺差,但是会缩小。

如果国际贸易盈利比较多的话,要么就对外投资,要么就拿储备到国外去买国债,这三种东西要平衡好,并不是特别强调哪一方面。

第七, 公共服务政策可以选择性地发挥市场作用。

有了互联网之后,很多一些公共服务从市场失灵转向市场相容,而且效率更高、服务更优、价格更低,并更多地在那些市场仍然不能为的领域使劲。

第八, 科技治理政策要引导形成有效共治。

新技术带来许多新问题,影响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,公共治理政策应当研究如何引导各方形成有效治理。

我的时间已到,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就是这么多,谢谢大家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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